對距離的感覺在變

由于丈夫工作轉換的緣故，這兩三年來我們在三座城市間游走，離鄉愈來愈遠，最終落腳上海。

在馬六甲居住時。記得有一天，住在海邊甘榜的朋友來電希望一聚，讓我雀躍萬分，我對馬六甲海邊傳統特色的甘榜木屋，早已望眼欲睹。朋友聽罷我欲登門拜訪，竟連聲說不。原因是「彼此7公里的距離太遠了，不敢勞駕。我們在市中心見面較方便。」

這讓我有些納悶，想起在吉隆坡上班的日子，駕着小靈鹿，每天在住家與辦公室之間來回奔馳，少說也有50公里。遇上下雨天，路不陷樹沒倒，紅綠燈運作正常，在路上耗個兩小時已屬幸運。

到距離住家20公里外上班，是居住大城市如吉隆坡的市民，頗為平常的事。交通規劃因此也是大城市的難題。

而7公里在這幾乎不塞車的小鎮，對習慣于在路上沖鋒陷陣的我而言，絕不會是難題。欣賞沿路的野外風光，已是一種享受。「駕車到怡保三寶洞去游玩，那才叫『遠距離』。」我回答說。

來到上海後，有次和朋友談起周末要到那里去渡假。我建議說浙江的花果山，那即是孫悟空的「家鄉」，也是擁有千年巨佛像的靈杰之地。

花果山距離上海多遠？朋友問道。「開車要五小時吧？距離不遠。」我似乎忘記了那距離比吉隆坡到怡保還多了至少200公里，再次強調。「對！花果山距離上海很近。」

剛到上海不久，為了處理一些事務，我在兩星期內跑遍了中國六個城市的五座機場及四個火車站。在那一段時期，心理與身體的壓力隨着路程的推進而增加，自己腦海里想的是如何盡快將事情辦好。那時的我，對距離已沒有了概念。

事實上對距離的感覺，會隨着身處不同的時空、心態而轉移。我們總是說站在巨人肩上，再遙遠的東西，我們也看得見，但畢竟對于抽象價值的距離，令人難以抓摸。

而現實中的長度，只是一種刻板的衡量。

《野路子》專欄
26-12-2005

福娃 － － 孩子的玩偶

11月中，2008年北京奧運的吉祥物 － － 福娃亮相了。

五個神態各異的福娃，分別代表魚、熊貓、火焰、藏羚羊及燕子，以中國民間虎頭娃的造型出現。而之前呼聲極高的孫悟空與龍雙雙落榜。吉祥物揭曉了，就難免會被品頭論足一番。

據報載，龍被剔除是因為龍予人兇惡的刻板印象。龍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象征，堪稱圖騰。放棄它似乎是告知世人，中國在擔心葉公好龍故事重演。

令我好奇的是，這里頭誰是葉公？畫中龍真會駕云起飛嗎？過于鮮明的民族特質，在有者擔憂中國崛起的當兒，顯然是“政治不夠正確“。

另一位落榜者孫悟空的名聲響亮，落選理由是其品牌注冊涉及太多領域，商業空間有再開發的困難。本領高強的孫悟空，看來是被自由經濟市場里無形的手打敗了。

無論如何，福娃一如所料得掀起了搶購熱潮。媒體的諸多評論，也多集中在其商業利益方面。商業氣息愈來愈濃厚的奧運會，吉祥物的商業性也愈強，但如果福娃只剩下商業意義，那是可悲的。

福娃作為北京奧運的重要象征，其含意與具體的功能是什么，大眾仍印象模糊。當中的藏羚羊，作為中國受保護動物，環保意含也沒有被凸顯。吉祥物的內涵，有待民眾深入挖掘。

據了解，這五個娃娃代表着繁榮、歡樂、激情、健康與好運，一種美好的祝愿。

奧運吉祥物在約30年前出現，以體現主辦國家/城市的文化內涵、或是承辦理念的載體，簡單而言是傳達的媒介。

而福娃經已出世，能否扮演好宣傳大使角色，除了胥視它們承載的傳統與創新是否扎實外，推廣手法也是關鍵。

中國奧委會能否充分利用福娃，來為2008年北京奧運定位，仍是未知數。更妄論福娃如何反映中國國民對奧運的期待，或世界如何通過它來看中國等問題了。

然而，如果以以往奧運吉祥物為例，在一片熱鬧後，有誰還記得它們的背影呢？北京奧運的宣傳語為「同一個世界、同一個夢想」（One World One Dream）, 我們讓五個娃娃背負這么大的愿景與責任，要求未免也太高了？

以其讓觀眾記得福娃，不如讓世人記得北京奧運的舉行是否完美。

僅在此預祝，北京奧運圓滿成功。福娃，就留給孩子作玩偶吧！

專欄：《野路子》
11-12-2005

華社需要多少中文媒體？

近來，大馬中文媒體圈又一陣風雨飄搖。先是傳聞中的新中文報無疾而終、嘩FM停播，後傳出NTV7轉手而其華語新聞時段，或8tv的中文時事清談節目可能會受影響云云。

讓我想起，自2001年馬華收購南洋報業發生以來，我總不時會被問到，因報變而起的運動，留下了一些什么？我總是半開玩笑得回答說，「撇開罷寫的問題不談。如果能讓中文報走下神壇，已是一件功德。」

由于大馬的特殊環境，中文媒體從來就不僅僅是媒體，而是作為族群權利運動的高度象征。這也就解釋了即使是中文媒體的細小異動，都不可免的引起騷動。

例如，更早之前的NTV7華語新聞時段變更風波。不論那一臺，華語新聞如果是更換至較差的時段播放，或時間減少，華社很快得就得出「我們權益受損」的結論。

我認為這推論有待商榷。中文媒體就一定維護華社權益嗎？新聞自由被壓制，大家權益受損不是更大嗎？

更多的中文媒體，更好的華語節目時段，華社權益就有更大的保障，更大的言論空間嗎？衡量媒體的方式不應只有一種。

報變中，政治人物、商人為了私利，犧牲傳媒機構，把自身的公信力典當也在所不惜。讓華社看清楚了，原來中文媒體頂上的光環，對財團政客而言，只是一種裝飾，可換之以利益。

過去一段頗長的日子里，華社對中文媒體有大于其實的幻覺，認為那必然是華社權益的維護者及主要象征。而中文媒體也就順手推舟，報導更多華社新聞以強化自己的象征地位，而“犧牲”了族群色彩不濃的課題如大專生被打壓等。

其實，中文媒體取向商業化與煽情，對涉及公眾利益課題避重就輕由來已久。

大馬媒體在政治隙縫里生存的現實里，我們基于同情弱者的心態，也往往不愿檢視中文媒體的道德與專業水平。而職業道德與專業水平，才是衡量媒體的重要刻度。

我的感慨是，當媒體已不能或不愿意為這社會的弱勢社群發聲，那它以何種語言來報導，已無甚差別。

華社究竟需要多少中文媒體？這很重要嗎？

《野路子》專欄
5-12-2005